艺术，始于在世体验，经由符号创制，止于艺道合一。故而，拟像为思，思慕至境，乃是艺术家的不倦追求。涵泳生命，孕育物象，映射宇宙，散播灵知，又是艺术的永久使命。艺术家偏爱玩味生命、物象、宇宙、灵知。拟像为沉思“存在”与“世界”提供了合适的媒介。甚至在媒介与信息合一的意义上，我们还不妨说，拟像就是艺术家思索的大命题，而不只是这些大命题的物质载体。
从柏拉图到后现代，哲人们都在告诫我们，人类理性只能执握“常在不变者”（that which always is and never changes），也就是那些永恒的形式和理念（forms and ideas）。然而，面对那些“变易生成者”（that which changes and is becoming），人类理性就可能无能为力了。人是什么？人在宇宙之间的地位如何？生生不息的生命，变易无常的宇宙，无痕无迹的灵魂，如何得以言说？哲学家觉得难于言说的，艺术家或诗人说起来总是那么轻松。或许，在柏拉图所虚构的“诗与哲学”的旷古之争中，哲学从来处于劣势。比如说，荷马和赫西俄德用神话、隐喻、寓言、传奇等等道说人的起源、宇宙的创生、灵魂的轮回，总是比这些人用概念、逻辑、判断、体系来界定人类、神祇和宇宙的关系要容易得多。说变易，道生成，叙诸神，逐灵性，惟有藉着故事、神话、寓言与传奇，因为这些理性无能为力呈现的对象，同非理性的想象和象征有着更为隐秘的亲缘关系。
从古典的视野看，神话道说着人、宇宙、诸神之间的关系。面对“实在的绝对主义”，人类用神话建构出“形象的绝对主义”，伸张人类的自由意志。可是非常不幸，人类在宇宙之中、同诸神相比、在进化的阶梯上，却是羸弱的存在物，人类学家称之为“匮乏的生命”。经历任何一点初始条件的变化，人类都可能要付出相当高昂的代价，作出相当无用的牺牲。人类之匮乏如此，以至于古希腊悲剧诗人无奈地咏叹：“人最好是不要出生”，“奇怪的东西多又多，人乃是奇中至奇”。哲人敌对诗人，贬抑悲剧，反对修辞，但柏拉图只能让对话之中的哲人用神话来呈现天理、人情、物象、神圣。柏拉图的神话略分三类，一类叙说宇宙的创生，一类描述人类起源和早期历史，一类灵魂在前世和后世的命运。三类神话所承载的哲思，都是人类理性无法窥透的堂奥。直到当今，宇宙如何创生，生命如何起源，人类往何处去，都还是一些只能留给灵知主义者和艺术家来沉思、探究和敏悟的“大命题”。
人类寄寓于这个世界。人是“奇中之奇”。人所寄寓的世界也密布着无数的奥妙。于是，艺术家用拟像来呈现人之非凡和世界的奇妙。拟像（simulacrum），或许出自这个真实的世界，却因为媒介技术的介入而获得了超真实的品格。拟像油画，或许建基于形下器具，却因为艺术家沉思的穿透而获得了形上的祈向。毋庸讳言，我们确实生活在一个“数据洪流”（data deluge）漫溢的世界上，自然身体（physical body）和代具身体（prosthetic body）难解难分甚至互相解构。拟像，数据横流，代具身体，正如苏格拉底-柏拉图时代的书写技术、修辞艺术、治理方略等等，既是对匮乏人类的补偿，又是对人类的斨残。苏格拉底断言，书写技术犹如药物（pharmakon），即补益生命又毒害生命。将这个隐喻用之于当今，我们或许也可以说，拟像之类，数据之流，代具之体，对于人类就既是补药又是毒药。匮乏的人类因为补益和毒害的双重作用而显得空前奇特、更加非凡。与拟像共舞，与药物共生，乃是人类的宿命，准确地说，乃是人类这种非凡的存在物在这个非凡的世界上的“使命”，独一无二的使命。
要力勇先生的拟象，是蕴含着沉思的意象。要力勇先生的拟象油画，在一定程度上呈现了人与世界的存在论复杂性。面对这种存在论的复杂性，传统的艺术形态可能表现出不可超越的局限。他试图将沉思拟象化，以拟象来传递对人类当下困境的忧思。但他的创作所提出的问题是值得思考的：在数据时代，用现代媒介为手段，从新视角如何审视和呈现人与世界的关系？我们不妨断言，这个问题是古典的，也是现代和后现代的。
2018年5月30日